隐匿的 ADHD：跨越童年与成年的神经发育困境（上）
发布时间：2026-07-16
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
小时候总是“坐不住”，习惯到处跑动攀爬；注意力奇差，40分钟的课堂很难专注听课；身体协调性差，比如系鞋带笨手笨脚、分不清左右方向，永远学不会广播体操...成年后，做事情总是拖延；经常丢三落四；常常因为控制不住情绪，在人际关系中频频碰壁..
这可能不是你的错，而是你被一种叫做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（ADHD：Attention-Deficit/Hyperactivity Disorder）的问题困扰着，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——“小儿多动症”。
过去人们通常认为这种“病”只有儿童才会有，而如今，在社交媒体上，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患有ADHD。
ADHD患者的自述
脑袋像布满漏洞的“筛子”
豆豆（化名）今年25岁，是一名博士生。2025年7月，她在深圳康宁医院正式确诊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（ADHD），一种常被误认为是“儿童专利”的神经发育障碍。谈及ADHD带给她最大的困难，豆豆不假思索地说：从小学开始，40分钟的课堂，她永远无法听完全程，作业也从来没有彻底完成过。
“别人听完一堂课，获得的知识是一块坚实的铁板；而我得到的，是一个布满窟窿的筛子。”
豆豆记得很清楚，小学的时候，她坐在书桌前写数学作业，足足坐了两个小时。铅笔在草稿纸上划来划去，橡皮擦了一遍又一遍。她觉得自己做完了，整整齐齐地合上本子，放进书包里。
第二天放学，妈妈翻开她的作业本——一共六道应用题，她只做了三道，第四道写了一半，第五、第六道一片空白。可豆豆发誓她记得自己写完了。不是偷懒，不是故意漏掉，她脑子里确实有一个“做完了”的存档。
小时候，老师经常当着全班批评她“不用心”、“不踏实”，父母也跟着数落她。于是她只能课后自己想办法弥补那些“漏洞”，甚至每天拜各路神明，祈祷老师、家长不要发现她作业里的空白。
读博后，组会成了她的“刑场”。导师讲了三页PPT，豆豆坐在对面，眼睛看着屏幕，手放在键盘上，试图把每一个字都抓住。但第三页翻过去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的笔记本上只写了半行字。导师停下来问了她一个问题，但她完全想不起来刚才讲了什么。
“脑子里的记忆就像手里攥了一把沙子，越用力，漏得越快。”
当豆豆把自己的遭遇写在ADHD患者的交流群里的时候，阿纯感同身受，同样的“筛子”，让她频繁惹祸。
阿纯目前在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事工作，每天和薪酬和绩效打交道。
“对我来说，这个工作就是天性的反面。”
阿纯说，上个月算绩效，她把37个人的系数核对完，明明看了两遍，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。结果提交之后第三天，同事找过来说有个人的绩效系数少算了0.5。
要命的是，这样的事情隔几周就会发生一次。有时候是一个公式拉错了行；有时候是一个小数点没注意；有时候是复制粘贴之后忘记改名字。“我不是不认真，眼睛扫过那行数字的时候，大脑自动把它识别成‘对的’，注意力到了第五个人的时候，第一个人的数据已经从脑子里滑走了。”
后来为了应对这个毛病，她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所有表格做完之后，先放一晚上，第二天再看。即使这样，每次坐在电脑前，她还是非常焦虑，“一周起码哭五次”。
毕业三年，阿纯做过的工作两只手都数不过来：编导、定格动画师、婚庆摄影、印刷店学徒、短剧场务、MCN剪辑、艺术培训...
阿纯说，她每项工作都做不长久，而且每天的工作基本做不完，95%的日子都在熬夜加班——为了弥补自己工作时犯的错。
冲动与拖延
小可（化名）的家乡在福建，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期，“我能很明显感觉到很多别人能轻松做到的事情我是做不到的。”
从小她就习惯性憋尿，初中一个学期，教室附近的卫生间她只去过3次。
“不是懒、不是怕脏，是明知道该去，事情在脑子里转了一百遍，但身体像被钉在椅子上一样，就是动不了。”
她说，小时候连喝水也很难完成，有时是因为忘了，有时是因为动不起来。高中军训她直接不带水，“身体机能已经习惯了不口渴，所以便秘非常严重。”
那时她12岁，经常在家憋尿憋到尿裤子。
“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妈看着我，那种震惊、不解、还带一点点嫌弃的眼神。”
普通人拖延某件事，往往是觉得这件事无聊、麻烦、不想做。但ADHD的拖延不一样，无聊的事拖延、喜欢的事拖延、麻烦的事拖延、简单的事也拖延、越是迫切的事越拖延。
现在，小可也不能接受任何人踏足她的房间，事实上除了她自己，别人也几乎无法“走进”她的房间，因为完全没有可以下脚的地方。地板上扔满了各种本子、纸和许多拆了或没拆的快递盒，沙发上、床上和椅子上散落着各种衣服、书籍、杂物。桌子上放着半凉的泡面，旁边甚至还有一些发霉的面包，周围堆满了各种“乱七八糟”的东西。
“我要工作就直接把电脑铺在其他的东西上，连一个平面都没有，我就铺在坑坑洼洼的东西上面硬写。”
更严重的是，她混乱的作息，难以正常入睡，也难以睡醒，不得不吃治疗睡眠障碍的药物来勉强维持正常作息。
“我从小就觉得我和所有人不一样，但无法描述那种区别。感觉自己像一条热带鱼被错养在淡水鱼缸里。”
2025年10月21日，在温州第一医院附属康宁医院，小可拿到那张写有“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”的诊断书，感到一种迟来的释然。
▲小可的就诊单：《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报告单》/图:小可
难以协调的肢体
小鹿（化名）今年23岁，是一名大四学生。2025年10月，她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（ADHD）。谈起ADHD带给她最深的阴影，小鹿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是那套广播体操。”
从小学开始，她就学不会广播体操。别人伸左手，她伸右手；别人踢腿，她摆手。老师把她调到第一排，让全班同学都能看见她的动作。“你怎么这么笨？”体育老师当着全校的面说。从此，课间操成了她的噩梦。全校两千多人一起做操的时候，她害怕被别人看见，恨不得把自己缩成一张纸片。
“三四年级的时候，班级练习集体舞，我因为肢体不协调，总是跳错。脾气暴躁的班主任拽着我的头发骂我。从那以后，跳舞成了我一辈子的阴影。”
不止是跳舞和做操。她恐惧下楼梯，因为“特别容易摔倒滚下去”。她的高中在山上，校门口有一段长长的没有扶手的石阶。每天上下学，她都小心翼翼地扶着墙走。同学问她为什么走得这么慢，她只说自己曾经爬山摔下来过，有心理阴影——没敢说实话。
再往前数，童年里到处是类似的痕迹。
“笨手笨脚，经常打碎各种东西，”她说，“二姑称我来到她家就是来搞破坏的。”家长说她是“败家子”，老师说她是“粗心王”，她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就是控制不好这双手和这双脚。
一个“熊孩子”的康复
一个坐不住的孩子，一个上课走神的学生，一个冲动、插话、经常和同学发生冲突的“问题儿童”。这些案例只是ADHD的冰山一角。学习障碍、抑郁焦虑、注意力困难、感官异常、睡眠障碍、时间盲、情绪调节困难……这些看不见的部分，才是ADHD的冰山之下。
一项在针对门诊的ADHD青少年的调查中显示，51.8%患者存在外显攻击行为；46.3%存在校园同伴欺凌受害经历；32.2%遭受父母心理虐待；18.1%遭受父母躯体虐待。
然而，他们不知道，这一切，其实不是他们的错。ADHD患者大脑在执行功能上存在先天性的发育差异。而且ADHD遗传关联性极强，所有的症状都会在12岁之前出现。
▲ADHD患者前额叶皮质体积明显减少
▲正常对照组的大脑前扣带回激活，但ADHD组却没有（左图方框显示，橘红色的区域表示大脑异常兴奋。右图方框显示，ADHD人群大脑，完成同样任务，大脑区域没有任何的激活。）
正常大脑在做任务时，大脑异常兴奋，能够积极投入到完成任务中。ADHD人群的大脑，完成同样任务时，大脑区域没有任何的激活。
目前学界普遍认为ADHD是大脑“感觉统合”和“执行功能”出了问题。
感觉统合（Sensory Integration）是人体接收外界各感官信息（触觉、前庭觉、本体觉、听觉、视觉等），经大脑整合处理后指挥身体做出适当反应的过程。如果感觉统合失调，大脑就难以有效处理感觉信息，孩子可能表现为好动、注意力不集中、情绪不稳、动作笨拙等。而执行功能（Executive Function）则是大脑的“总指挥官”，ADHD孩子主要表现为抑制控制、工作记忆、认知灵活性及计划组织能力的全面受损。
在中国，6到16岁在校学生中有6.4%的人患有ADHD。也就是说，一个40人的班级里，至少有两三个孩子患有这种疾病，每天在学校被批评“不守纪律”，在家被说“不听话”。
6岁的轩轩（化名）就是其中之一。
在成都一家ADHD康复中心，轩轩来时刚上幼儿园大班。妈妈告诉康复师，轩轩在幼儿园的表现让老师非常头疼，午睡时他会去弄醒旁边的小朋友，集体活动时他会抢走别人的画纸揉成一团，上课时他永远坐不住。老师每天都要处理他的状况，反复和家长沟通。
妈妈一开始觉得轩轩只是调皮，“男孩嘛，好动一点很正常。”但收到学校退学通知的那一刻，她彻底慌了，决定带孩子去医院看看。
经过医院的诊断，轩轩被确诊为ADHD。
▲康复师郭春丽给孩子面诊/图：郭春丽
目前国际公认的标准化干预方案，会将感觉统合训练与执行功能训练相结合。对于儿童，一边通过攀爬、摆动、平衡等训练改善身体感知与协调的“感觉统合”，一边在结构化的任务中练习暂停、计划、执行和调整的“执行功能”。二者协同进行，最终改善专注力、冲动控制和情绪调节。
2025年，轩轩开始接受系统康复训练。每周两次课，每次一小时。
▲训练在一个布置成游戏室的房间里，通过“玩耍”的方式来进行/图：郭春丽
刚来的时候轩轩完全坐不住，他进了训练室之后东摸西碰。几乎所有的ADHD，最大的问题是“想做就做”，没有暂停的能力。
康复师没有强行按住他，而是让另一位康复师全程陪着他“逛”——想摸什么就摸什么。
这是第一步，叫做“建立信任”，轩轩在东跑西跳时，康复师就在旁边用简短的话描述他正在做的事：“你摸那个红色的球。”“你跑到了窗户那边。”
“让孩子感觉到有人在关注他，而不是在命令他。”郭春丽说。
大约三次课后，轩轩开始习惯康复师的存在，偶尔会主动看训练师一眼。这时候，康复师开始实施“控制练习”，建立一个完成任务后得到正向反馈的过程。比如“红灯绿灯”游戏：房间地上贴了红色和绿色的圆点。训练师喊“绿灯”时，孩子可以随便跑；喊“红灯”时，必须跑到最近的红色圆点上站好，不能动。一开始轩轩做不到，康复师就缩短“红灯”时间，从2秒开始，只要他站住了，哪怕只站了1秒，也立刻奖励一张贴纸。慢慢地，红灯时间延长到5秒、10秒。
另一个常用游戏是“冻结舞”：音乐响起时随意跳舞，音乐一停立刻“冻住”。轩轩刚开始总是停不下来，康复师就放慢节奏，音乐停的时候同时用手势示意，并轻轻拉住他的胳膊辅助他停下。多次重复后，他逐渐形成了“听到停止信号→身体停下”的条件反射。
游戏是在锻炼大脑的“刹车系统”。郭春丽把这个过程比作“给大脑装一个暂停按钮”。
回到家里，也需要做类似的练习。轩轩每天晚饭后有一个“安静5分钟”的活动：全家一起坐在桌边，每个人做自己的事（看书、画画），计时器响了才能动。轩轩从最初坐不到1分钟，到后来能坚持5分钟。妈妈每周来中心时反馈上周的情况，中心再根据反馈调整训练难度。
▲训练师锻炼孩子的专注能力/图：郭春丽
从第四个月，开始模拟更复杂的场景，完成简单的“项目”。比如“搭一座积木房子”，康复师把它拆解成五个步骤。轩轩每一步完成后都要举手示意，康复师检查通过后才能做下一步。轩轩从“做两分钟就放弃”逐渐变成“能坚持做完整个项目”，中间虽然还会走神，但训练师轻轻敲一下提示卡，他就能回到任务上。
第六个月结束时，轩轩已经不需要康复师全程陪伴了。他能在训练室里独立完成一套15分钟的桌面任务，中间只被提醒一两次。在模拟的课堂场景中（几个孩子一起听老师讲故事），他能安静坐着听完一个5分钟的故事，中间没有离座或干扰别人。
半年之后，轩轩“出院了”，幼儿园老师反馈说，虽然偶尔还是会跑动，但频率大大降低，而且老师喊他名字时他能停下来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喊都喊不住。至于轩轩自己，他不太会表达这些，只是在一次训练结束后，拉着康复师的衣角问了一句：“我明天还能来玩吗？”
然而，像轩轩这样能被及时治疗的仅是少数。数据显示，目前国内儿童ADHD的就诊率仅有约10%，也就是说，超过1800万个孩子从未被诊断、从未被干预。
3000万成年人的困境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