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静进医生:孤独症的情绪障碍及其应对措施
发布时间:2025-05-29
孤独症高发情绪障碍
近年来发现,孤独症谱系障碍(ASD)中情绪障碍,如抑郁症(10%-50%)、双相障碍(5%-6%)、躁狂症(4%)的共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,且与生活质量下降、自杀风险增加密切相关。然而,因ASD儿童的情绪症状为“非典型性”,加上诊断工具的局限性,其情绪问题常被忽视或误诊(Zahid.2017)。
至今,针对ASD共患情绪障碍的研究仍然明显不足。对ASD共患双相障碍的足够有力的研究尤其稀少(Smith & White.2020)。情绪障碍的高共病率,与ASD的异质性密切相关。譬如:
1. 年龄差异:ASD青少年期抑郁症状高发,成年后可能伴随躁狂特征。
2. 性别差异:ASD男性在青春期早期抑郁更严重,女性症状则随年龄增长而持续加重。
3. 认知能力:高智商ASD因自我意识增强,抑郁风险更高。低智力ASD群体因表达能力受限,常被低估或忽视。
由于ASD儿童的情绪障碍常呈现“非典型”特征,易与核心症状混淆,如下情况特别值得医生注意:
1. 抑郁症:可能表现为重复行为减少(如失去特殊兴趣)、自我照顾能力退化或严重易怒,而非典型的情绪低落。
2. 双相障碍:混合发作(抑郁与躁狂交替)更常见,且伴随攻击性、精神病性症状,如幻觉。
3. 诊断陷阱:社交退缩可能被归因于ASD本身,而睡眠障碍、反刍思维、述情障碍、蜗居等(难以识别自身情绪)会进一步增加诊断难度(见前文: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会叙述个人感情吗)。
ASD何以容易并发情绪障碍,目前研究结论纷杂,归纳起来估计与以下因素有关。
首先是,基因组研究表明,ASD与情绪障碍存在多基因重叠(见前文:为什么儿童精神神经发育障碍共患病多?)。例如,ASD中常见的血小板高血清素血症可能影响抗抑郁药如SSRIs的疗效(Daly et al.2019)。再如,多巴胺DAT1基因多态性与抑郁症状相关,而催产素受体基因变异则与社交焦虑和情绪调节有关(Iovino et al.2018)。
其次,日常压力源所致的恐惧与焦虑增加。ASD孩子普遍存在感官超载,如对噪音敏感、社交挫败、遭受欺凌和就业困难加剧他们的焦虑。ASD孩子是体验创伤性事件的高发人群,他们经历虐待或重大生活事件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倍,且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共病率更高(Berg et al.,2016)。加上ASD执行功能缺陷,使得他们认知灵活性不足,难于应付个人情绪波动。据说,这种情况与ASD人士大脑默认神经网络过度活跃和反刍思维相关,是大脑额叶-边缘系统链接减弱而影响情绪调控。述情障碍也与ASD难以感受身体信息,如心跳、发抖、肠胃功能紊乱等,导致情绪识别延迟和躯体化症状加重(Keenan.2018)。
静 老 师 说
情绪障碍往往是ASD干预中遇到的一个难题。我们过于看重ASD孩子外显行为矫治,却容易忽略他们的情绪变化或情绪“异化”。由于ASD难以述情,家长或老师未必能够敏锐察觉到孩子情绪变化,有可能低估他们的内化行为,如抑郁、沮丧、情感淡漠、蜗居等。遗憾的是,迄今我们缺乏量化评估ASD情绪变化的工具,教育康复只是围绕他们的所谓核心症状打转,如何让他开口说话、动作模仿、与人对视、服从指令、察言观色之类。
从发展视角来看,ASD孩子随年龄增长情绪障碍的表现会发生急剧改变。例如,儿童期ASD的易怒、攻击行为可能掩盖其抑郁化倾向。而青春期至成年期,社交孤立和失业压力成为情绪障碍的主要诱因,演化为抑郁症、双相障碍或躁狂症。纵向追踪工具,如ASD专用情绪日记,有助于识别症状演变,这需指导父母或专任老师来执行。
在处理ASD情绪障碍方面,首先应考虑谨慎用药。例如,首选利培酮和阿立哌唑类药物控制其激越行为,最好是低剂量起始使用,并密切监测用药反应。青春期及以后,若合并双相障碍则建议使用碳酸锂或丙戊酸钠之类的心境稳定剂,但需权衡其代谢风险。近来有研究认为,催产素鼻喷剂可能对ASD社交恐惧的改善有一定效果,但长期疗效有待验证(Guastella et al.2023)。
无论如何,迄今为止,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哪些药物干预措施对管理 ASD 的情绪问题最有效,这一问题反映了ASD临床治疗中更广泛的局限性。
其次,可考虑心理社会干预。其中常被提及的是认知行为疗法(CBT),这种方法虽能够减缓高智商ASD的焦虑水平,但对抑郁效果并不明显。CBT对低重典ASD则基本无法实施。至于社交技能训练,结合视频建模和角色扮演,可一定程度改善ASD在社交互动中的情绪应对能力。另外,感官调节是指对感觉过敏ASD设计的刺激调整,如降噪耳机和正念练习可降低其应激反应。正念疗法是目前针对ASD情绪管理的循证新型干预措施,临床依据还不充分(Benevides et al.2020)。
再次,是生态系统支持。其中包括家庭干预,教给父母压力管理培训,可间接改善ASD儿童情绪,减少“二次创伤”。对团体生活中的ASD,可尝试个性化教育计划(IEP)和职业辅导,尽可能降低环境压力源。在环境或社区倡导宣传中,以反污名化运动和同伴支持小组来促进对ASD的社会包容。